文／馬偕紀念醫院社會服務室社工師陳姵錡
在台灣傳統觀念中，有兩個地方是「少去為妙」，一為法院、二為醫院。以醫務社會工作師而言，「傳統」這個詞是個「兩面刃」。舉例來說，一位超過85歲的長者，因身體功能退化，導致心血管疾病已到了藥物無法再控制的時候，家屬如何衡量手術與否？又如，40餘歲的急性腦中風病人，送到急診室後，醫師向家屬宣告手術的預後不佳，做為至親的家人，又如何進行抉擇？70餘歲的長者，結束住院，開始進行出院準備，子女們如何預備接病人返家照顧？
在「影響病人參與醫療決策之論述」一文中提及，相對於西方社會，華人的社會中個人和家人不僅相互影響，而且有共同義務感，病人即使具備自主決定的能力，在重視家族觀念、價值、和諧以及孝道考量下，面對重大決策，家屬很自然的就會介入，因此學者提出在華人社會應以醫師、家庭、病人關係，取代西方社會強調醫師與病人關係，以突顯東方社會家庭在醫療決策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筆者屢見醫療團隊與家屬間不斷地來回溝通，期待做出一個「最佳」的醫療決策。然而，什麼才是最佳呢？以前述例子，85 歲長者進入刀房，才是真正的孝嗎？放手讓40 餘歲的腦中風患者自然離去，就是無情嗎？期待70 餘歲長者，能夠恢復生活自理，是不合理的要求嗎？歸根究柢，是我們的「家庭關係」如何因應這突如其來的壓力。
而另一篇「家庭支持的結構與功能分析中」文章中說明，家庭支持的主要功能內容分為情緒性支持、訊息性支持、實質性支持三大類；即使是「疾病」議題，在不同的時間點，這三種支持所產生的作用不同。或許在家人的陪伴下，讓85 歲長者明確理解目前的醫療情形再進行決策優於子女們直接決定手術與否，因為在這樣的討論中，長者及子女才有坦白談話的機會；又或許在急診室醫師的解釋後，由社會工作師協助家屬討論手術、預後承擔的風險、目前的因應能力與資源，才更能坦然接受這突然的打擊；更也許是子女們在陪伴70 餘歲長者復健後，才能清楚長者身體的限制，以為日後長期照顧進行資源連結。
以上種種在醫院中屢見不鮮，又在台灣傳統文化價值的禁錮下，很難「明確」、「聚焦」、「直接」的討論，此時醫務社會工作師的介入，可以協助解套。因為在醫院工作的社會工作師，相較一般民眾更能了解疾病的演變、家庭即將面臨的困難；相較於醫療團隊，更能理解家庭關係的互動與優勢。因此醫務社會工作師，就成了醫療團隊與家庭間的「樞紐」或「潤滑劑」。故由醫療團隊協助家庭理解病情，由社會工作師陪伴家庭面對壓力，再由家庭成員的共識給出醫療決策，這樣的鐵三角就是最佳團隊！◎